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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敏敏主持人，副译审

1962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退休前任中船总公司海鹰集团情报室主任。至今具有44年英语口笔译的经验，英译中超过五百万字，中译英数百万字。近年来培养了大量年轻的翻译人员。曾担任过一至四届无锡翻译协学会理事。在获国家出版奖的“世界舰船电子设备手册”中承担水声分篇编辑。

金勋上海高凯投资策划咨询公司董事长

1958年北京外交学院专修英语。作为无锡市外事工作的创始人之一，致力于建立无锡市与各国政界和商界的友好关系，曾被日本大阪府和美国查塔努加市授予荣誉公民。1987年奉派去香港创办惠泉国际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

王鸿余副研究员

1962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98年前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非室副主任。

2001年退休前任上海经济科学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有若干著作在美国出版。专长：文艺和国际问题的英语口、笔译

范颂炎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作为外交人员先后在中国驻西欧几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了数年，并以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在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团任职一年, 对商务谈判、技术交流中的笔译口译或对具有商业、外交或军事性质的涉外事务的处理均有丰富的经历和经验。

仲掌生 教授

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主修英语。后留院任教至2001年退休。曾赴英国和澳大利亚进修和高访。历任英语教研室主任、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组科技英语和美国研究方向负责人、全国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统一考试命题专家组英语组组长等职。曾发表《二十世纪美国文化断想》等学术论文；《谁是真正的权势者—美国总统竞选》、《简明英语学生知识词典》等著作、词书和译著。

刘志宇译审，高级工程师

1964年大连理工大学应用数学和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在北京外语大学主修英美语言

在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作为副主编，编辑船舶力学杂志至2002年退休。翻译了大量技术论文、研究报告、科技文献和有关书籍，为若干国际性学术会议进行口译服务。翻译和出版了一本结构有限元法的书籍。

曾作为访问学者去挪威奥斯陆挪威船级社 (DnV)参加一项关于海洋采油平台结构安全性的国际联合研究项目。

刘水庚译审

1962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毕业，至今在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承担翻译工作, 曾赴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二大学进修，专长于法语和英语翻译。著作有：《科技法语基础读本》、《法汉船舶科技词典（合作）》、《百科全书（法译中,合作）》

张敏 无锡市外国语学会资深理事等,碧山吟社理事

1953年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并进修捷克语。长期从事捷克文，俄文和英语翻译。现发表了《迎归香港中俄文诗》、《澳门回归》、《神舟飞船遨游太空》等中英文对照诗。

翻译作品：翻译捷克电视剧《好兵帅克》

黄新华副译审

1957年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现黑龙江大学）俄文系毕业，并在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外文系和经济英语培训中心进修过英语。有40年英语教学经验，25年英语翻译经验，43年俄语翻译经验。曾出访美、日、意、德、瑞士等国，担任代表团翻译。专长于印刷行业的翻译。

许士蛟 经济师

197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专业，并在上海机械学院科技德语专业进修过。长年从事动力机械等科技口笔译工作。1985年任美国纽约中国贸易中心江苏部经理，工作期间翻译了大量技术资料，参加生产线安装现场翻译谈判等。多次出国访问。

张玉龙 中国科学技術翻訳家、無錫市日本語学会秘書長

1968毕业于第四機械工業部無錫無線電機械製造学校　(専攻：設備と機械製造)，曾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主修日本語，后又専修法語。至今承担了近千万字的英日科技翻译任务和多次担任赴日代表团翻译。2006年江蘇益徳人力資源管理有限公司　（教育兼通訳）退休。

翁蔓青翻译及讲师

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主修西班牙语和俄语，后又专攻英语，长期以来从事英语翻译和教学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邹朝明律师

2000年南京大学毕业，国际经济法学士, 2000—2001年，在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任法院办事员

2002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商业经济法硕士。能熟练地承担英语口笔译。现任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卢炯金融服务咨询顾问

2004年从爱尔兰著名的格林菲斯学院毕业，并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出国前后曾在法国斯伦贝谢亚洲和新加坡新电中国公司任职。目前就职于日本NEC中国公司，作为金融解决方案部的咨询顾问。对商务谈判、技术交流中的笔译口译或对具有商业性质的涉外事务的处理均有丰富的经历和经验。

翻译评论

日期：2006-4-7 查看：966

谦虚宽容是美德

读报随笔

《文汇读书周报》（以下简称“周报”）第1070号头版刊载“杨絳译《堂吉诃德》（以下简称杨译本）被当作反面教材”，副标题是“为众译家据理驳斥译坛歪风”（以下简称“译坛歪风”）文章。每次周报到手，我习惯匆匆浏览一遍，此期也不例外，当读到《堂吉诃德》的另一位译者董燕生先生讲：“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当反面教材”时，我为之愕然。董先生还指责“杨译本比他的译本少11万字”，由此他说：“可见她翻译时删掉了其中的部份章节”，最后他说：“我现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我的惊骇随董先生语意的延伸而递增。《堂吉诃德》的中译本有20多个版本，而杨译本是其中销量最多的版本，难道其质量真如董先生所言那样吗？这是我当时的困惑。

前些年，我读一些外国文学的中文译本，其中良莠都有。有些读本闪烁原著的神韵，令读者似沐艺术春风，教人惬意；但也曾发现过粗译、漏译、甚至错译的版本，味同嚼蜡，使人迷茫，莫明其妙，深感文学翻译的质量急需改进、提高。要提高外国文学翻译质量首先要从培养翻译队伍做起，要着力夯实外语院校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翻译的专业根基，提高其素质。译者要有扎实的外语功底，以吃透原著的精髓、要有浓厚的汉语根基，以最佳的汉语表述原著、要有丰富的中外文化知识，以正确介绍历史文化背景、要有翻译的稔熟技巧，使译文生动流畅；其次是提高和丰富翻译理论水平。语言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不是技术性工作、不是两种文字的简单转换，而是艺术再创造。既然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就会有不同的艺术流派，应允许它们共存共荣，在比较中出类拔萃；再次是健康地开展翻译理论探讨，对译作的批评与反批评，这对活跃学术讨论，提高翻译水平是有好处的。不无遗憾地说，这种环境在译坛还有待进一步营造。

杨绛先生的人品、文品久已享誉国内外，她的译作也是公认为一流水平。当然，水平最高的作者、译者在其作品或译作中也会有疏漏、甚至错误之处。名人的作品、译作有错误，应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正，这无损名家的声誉。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经不同译者翻译，其语意的表述、用词造句、评议风格不尽相同是普遍的，其译文至多只能部份类同，相异处倒是不少的。这个“同”与“异”是基于译者各自的双语水平、文化知识、学养和语言风格等要素。同一部外国文学的不同中译本往往各有特色，相同处成为“共识”，相异处“异彩缤纷”，更显得众多译本的多姿多彩。当然，如果对某人某部译作有不同的看法，尽可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不要动辄把对方说成“反面教材”；或把异见斥为“歪风”。学术讨论，以至急诊，参与者是平等的，要掌握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为上的原则，切忌讽刺挖苦，无端指责，乱下“定论”。批评与反批评的各方都要慎重，因为自己的学养与修养在争论中会浮出水面，孰是孰非，自有公论。

从“周报”撰稿人许嘉俊先生报导董先生对杨先生及其译本的评说，我朦胧地看到了董先生的形象和性格，但难清晰描绘，只似“雾里看花”。董先生把杨译本当作给学生上翻译课的“反面教材”。我认为此语不妥，请问何为“反面教材”？新杨译本同旧杨译本比较，前者更精炼，怎么反成了“反面教材”呢？董先生如果给学生讲翻译技巧，确可把自己的译本、同杨先生的新旧两个译本、或者还有其他译家的译本作分析比较，让学生尝到各个译家之长处，再择其中最佳的译作而誉之，甚至可奉为“经典”，但也不意味着其它译作是粗劣货色。用分析译作、比较长短的方法给学生上翻译课是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但切勿褒甲贬乙，尤其不可扬已抑彼，若如此，岂非乘机售私？

董先生把杨译本作为“反面教材”，是否意味着董译本就是“正面教材”呢？即使是，也只是一家之言，未得到译界和读者的公认，却有自我标榜之嫌，对学人来说是切切为忌之事。若杨译本作为“反面教材”，其他一些译本也许可作“准反面教材”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为杨先生仗义执言也不要因董先生用“反面教材”一词是“文革用语”而视作“译坛歪风”，故“群起驳斥”。无论争论的双方还是局外人士，对批评者的批评也要以理服人。在此情况下，正如杨先生言“不要小题大做”，极是。文坛艺苑应彻底摈弃“文革”期间政霸学阀们惯用的“戴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等等错误做法。在我眼中，这“三子风”才是歪风邪气，是“文革”余烬，切不可让其复燃。

董先生说新的杨译本比他的译本少11万字，并断定杨先生在“翻译时删掉了部份章节”。杨先生在信中对此作了解释。杨先生说：“《文史通义》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繁琐的文字，翻译涉及两种不同文字的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80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点烦’，才减到70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文一点没有‘点掉’……

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掉’10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少拿10多万字的稿费呢。”杨先生为作者、读者的服务意识、精益求精的质量意识、“损已”利人的奉献意识是美德，实在可敬、可嘉。

“点烦”意同郑板桥的“删繁就简二月花”。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要把自己的原作由繁而简，不但要下决心“忍痛割爱”，还要有深厚的学养、高超的能力才可。使作品由“繁”而“简”，“简”而成“花”，这个“简”就是“精”，绝不是简单化，更不是删原著而是精简译文。精益求精是作者、译者治学、做学问的高端追求。就整体而言，杨先生的新旧译本只有简（精）繁之分，无正错之别，把“点烦”过的杨译本作为“反面教材”似乎唐突了。依笔者愚见，译文只要能传达原著的要意神韵、文化背景、作者的文采和语言风格等等，无论“简”、“繁”，就是较好的译本，但译文精炼要比译文繁冗难得多，译家们对此定有深刻体验的。

董先生对杨译本的评价，对杨先生的批评指责，在常人看来是“挑战”，定会遭到“应战”。译界的一些资深专家把此视为“译坛歪风”而“群起驳斥”，是局外人的“仗义执言”。杨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发表公开信，说此是“小题大做”，并声明董先生对她的批评是正确的，有些问题是出于“误解”。杨先生用一纸素笺，轻描淡写地化“干戈为玉帛”，使“误解”变为了解，再次彰显了她豁达的大家风范和学人的诚朴善意。

由董先生对杨先生及其译本的批评指责而引起的“风波”，看似学术之争，实际上是在翻译界如何健康地开展对译家、译作的批评与反批评，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从而推动中国翻译事业进步的大事。杨先生为如何处理好这类事作出了表率。

杨先生“点烦”过的《堂吉诃德》是从她的旧译本“删繁就简”出来的“二月花”。这说明杨先生学艺造诣至高至深；对来自董先生的批评指责，她采取“释疑解误”的办法处理，说明她虚怀若空谷，心宽若海的雅量。杨绛先生真是德艺双馨的前辈，同钟书先生珠联璧合，双双成为学界（译界）的楷模。

金勋初撰于一滴斋

二00五年十一月十五日